2021年,香港人見證流行文化浪潮再起 — — 由《全民造星》出身的 MIRROR 與 ERROR 掀起了香港久違的追星浪潮,林家謙、Serrini、岑寧兒等人在頒獎典禮和音樂節目上嶄露頭角,網絡短片創作團隊「試當真」、「小薯茄」、「啱Channel」及「熊仔頭」於YouTube 四台聯播的節目也引來討論。在香港,怎麼造一隊新星?還有裡裡外外的造星工程?撰文 劉修彣;編輯 鄧詠筠

7月23日中午, 香港人氣男團MIRROR及ERROR全員現身屯門市廣場,出席奧運宣傳活動。當16位團員踏上舞台、一字排開,跟現場人士揮手打招呼時,Mary正擠在商場三樓的玻璃圍欄旁,用力揮動應援手幅,大喊偶像的名字:「MIRROR,我愛你! 」

大學三年級的Mary追星「年資」不到一年,最愛MIRROR中年紀最小、22歲的姜濤。她住在距離屯門約一個半小時車程的港島東區,幾天前收到宣傳活動消息時,便與朋友一起在屯門市廣場附近租了酒店房間,方便提早到場「霸位」。這大概是她為了追星做過最瘋狂的事。但當天與她一起的,還有過千名粉絲,有些人為了見偶像一面,甚至在商場裡通宵等待超過30個小時。

Mary說,香港這兩年因為反修例運動、新冠疫情、移民潮社會分裂等原因,氣氛十分死寂,但追星意外地為她帶來許多快樂。「追星好像成為我生活的寄託,我很久沒有這麼有動力做一件事情,」她說。「見到他們那麼努力,我也受到鼓舞,覺得要更努力生活。他們爆紅對香港本地文化和音樂界來說好像是個奇蹟。」

2021年,只有5年歷史的香港本地電視台ViuTV打造的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和ERROR掀起了香港久違的追星熱潮。

通過ViuTV 2018年選秀節目《全民造星》而誕生的12人偶像團體MIRROR,今年5月初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演唱會,門票開賣一小時便售罄,尾場的黃牛門票更一度被炒至天價10萬港元。4月,成員姜濤生日,粉絲們花費數十萬港元,重金買下多個位於銅鑼灣的廣告牌和電車廣告為姜濤生日應援,令銅鑼灣被稱為「姜濤灣」。另一成員「教主」盧瀚霆(Anson Lo)最近參演熱播愛情喜劇《大叔的愛》人氣飆升,粉絲「神徒」們7月在尖沙咀碼頭租下巨型廣告牌為他送上生日祝福,甚至有郵輪在他生日當晚在展版上打出祝賀字樣,並於維多利亞港巡遊。


近年可持續發展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熱門話題,綠色經濟轉型更受各國政府大力推崇。然而一場前所未見的疫症和隨之揭發的環境隱患、社會不平等和管治失效,令企業、投資者和消費者意識到良好的環境、社會、企業管治的重要性。到底ESG風險管理如何推動永續?──區倩怡

「幸好去年底和今年初我們已經開始提前採購物料和生產,否則就真的無法如期付運客戶的訂單,但始終還是有供貨延期的問題出現。」偉易達首席財務總監唐嘉紅接受《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訪問時分享,對於業務覆蓋全球的無線電話及電子學習產品生產商偉易達來說,最近一、兩年的全球供應鏈及晶片短缺問題為業務帶來不少挑戰。

今年以降,全球運輸業與供應鏈似乎諸事不順,幾乎可以說是頭頭碰著黑。首先,3月長賜號在前往荷蘭的途中於蘇伊士運河擱淺,整條運河癱瘓近一周,體型龐大的長賜號整個擱在河道上的震撼畫面更瘋傳全球,至今歷歷在目。

5月底,深圳鹽田國際貨運碼頭爆發疫情,港口因此關閉三周,碼頭操作效率大跌7成,數百艘載滿電子產品、開學用品、食物和原材料的貨船被鹽田港拒之門外。鹽田港是中國繁忙的港口之一,佔中國外貿貨櫃吞吐量十分之一,這批無法進入鹽田港的貨船被迫更改航線轉往香港或上海,趕著交貨的企業甚至需要轉用空運,導致物流成本大幅增加。在過去的7月,中國鄭州、西歐德國和比利時等交通樞紐皆遭遇嚴重水災,鐵路連接全數中斷,陸路運輸大受影響,其中德國當周貨運延遲的數量大增15%;同月南非國家交通運輸集團(Transnet)遭到網絡攻擊,操作系統受影響,開普敦的貨櫃碼頭一度停止運作。

全球供應鏈斷裂,原材料的供應亦承受極大壓力,其中以晶片短缺最為嚴重。遙距工作令電子產品需求大增,晶片供不應求,美國德州暴風雪大停電、台積電大規模停電等更令晶片短缺問題雪上加霜,福特、通用、日產汽車等大型車企甚至因為晶片供應緊張而需要暫停部份工廠的生產計劃。但另一邊廂,各國相繼推出刺激消費的財策,消費者需求帶動運輸需求,但碼頭的承載力卻沒有加大,貨櫃短缺問題嚴重衝擊全球航運及貿易商,運輸成本大幅增加。航運顧問公司SeaIntelligence行政總裁Alan Murphy早前表示,從中國運送貨櫃到美國西岸的報價在短短一年內飆升超過3倍,升至近7千美元,而到歐洲的價格更升至超過1萬美元。

幸好偉易達於疫情前幾年開始實行供應鏈風險管理政策,才可於今次全球供應鏈危機中減低影響。雖然偉易達大部份產品需要用到晶片,而且工廠位於世界各地,包括中國、馬來西亞、墨西哥,不可避免地受晶片和貨櫃短缺影響。但唐嘉紅表示,公司每年底就會提早向供應商提交下個財政年度的預測訂單數量,否則面對供應鏈斷裂將無所適從 — 今年初,偉易達已收到晶片供應商通知,今年度很難接受加單。唐嘉紅說,幸好偉易達一直實行供應鏈風險管理制度,才能減低晶片供應短缺的影響,但員工仍要不停與供應商周旋,跟進供應時間表,確保能夠順利交貨。


香港人素來認為「買磚頭」(投資房地產)風險最低,而且愈多愈好。而現在,這低風險、亦幾乎是最傳統的「磚頭」行業,正在從內而外地發生一些變化。撰文 楊括;編輯 鄧詠筠

科技改變產業,更能改變生活,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雲端運算等新科技湧現,各行各業都力求革新,以適應市場需要 — 地產業亦不例外,從基礎的樓宇興建,到商業地產的營運推廣,再到物業管理與服務,歷來被稱為傳統的地產業,可能正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

相應地,各國投資者亦更關注地產業,並越來越願意在地產科技(PropTech)上大舉投資。中國創科投資研究機構億歐智庫的《2020全球地產科技創新TOP50》報告指,2014到2019年,全球地產科技投資及融資交易超過2000宗,且年年上升,累計金額超過6000萬美元。調查機構Crunchbase資料更顯示,截至2021年3月初,地產科技公司今年已吸納了全球9.62億美元的投資,自2020年3月以來的總投資金額更高達87億美元,地產科技市場發展潛力持續飈升。

而在香港,地產業這興旺且傳統的行業亦加快了改革的腳步。香港的土地開發已進入飽和期,增量受限 — 如何更好地利用寸土尺金的土地,變成近年地產業界關注的熱門話題。傳統的地產行業開始慢慢願意擁抱、發展科技,那麼在香港,這些地產科技是否能為香港較傳統的地產業界帶來一些變化,甚至改變整個行業?

科技在地產業界的應用,可能要從最基礎的樓宇興建說起。

當中建香港建築信息總監吳志威按下按鍵,會議室內的大螢幕上便顯現出一個地盤的實時數據:工人人數、有什麼機器正在運作、建築工程到了哪個階段 — 這一切正是他們用雲端搭載建築資訊模型技術(BIM)的成果。

BIM本身是一個智能3D建築模擬軟件,經常用於建築規劃、設計、施工等層面,目的是提升設計師、建築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的工作效率。在這個軟件中,建築物結構及模擬興建的過程一目了然。它並非新鮮事物,在香港,發展局自2018年起規定所有預算超過3000萬元的政府基建工程項目,其設計和建造必須採用BIM。但這技術對硬件要求很高;且每位使用者都需耗費大量時間升級、更新自己設備上的軟件。

但其實,許多員工並不需要在工作期間長期使用BIM,嚴格的硬件配套要求將加重企業的時間成本,且不符合成本效益。於是,中建香港選擇與雲端服務商Nutanix合作,開發了專用平台搭載BIM。「我們運用BIM技術已差不多十年,但也想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吳志威說,該集團正在使用企業雲端技術供應商Nutanix搭建的雲端虛擬桌面服務方案,將有關BIM的一切搬上雲端,「一個網頁就可以解決一切,沒有硬件和配置要求,」。Nutanix香港及台灣董事總經理楊君霈指,「BIM『登上雲端』後,操作及計算過程更簡單,對不需要複雜技術運作的員工提供實時基礎數據(如地盤上現有人數、所處位置)即可」。

這個平台無疑對樓宇興建有幫助。吳志威指,應用了這種技術後,遇到一些需緊急興建的項目,如疫情期間他們承建的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僅用了四個月就興建完畢,「一般醫院設施需4年興建, 這項技術大大提升了我們的效率。」


香港現有回收設施的回收量有限,能被有效分類的廢物亦是少數。面對堆填區日漸爆滿的問題,政府最終決定興建採用焚化技術處理都市固體廢物、規模達3000噸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比起送往堆填區,在焚化爐中被「轉廢為能」似乎是未來都市廢物更好的歸宿,但焚化爐到底是否處理每日近萬垃圾的最佳方案?──區倩怡

一頓晚飯過後,餐桌上的殘羹剩菜、紙巾垃圾就此被收走,倒進黑色垃圾膠袋裡紮起、扔到後樓梯的垃圾槽後,整袋垃圾順著管道俯衝進垃圾房。幾個小時後,它們原封不動地被送上垃圾車,與其他都市廢物一同被送往堆填區,內裡有用、無用的物質就此結束一生。這就是香港每家每戶每天處理垃圾的常態。

對顧媛欣而言,這個常態在兩年前被打破。她所住的私人屋苑實施廚餘回收計劃,由管理處為居民提供廚餘回收盒。於是顧媛欣家的廚餘得以擺脫被送往堆填的命運,除了大件骨頭或過硬的食物之外,魚骨、生果皮甚至已經發霉的食物通通重獲新生。每次儲滿一盒廚餘後,顧媛欣一家會將廚餘送往管理處,經處理後,這些被厭棄的廢物就會搖身一變成有用的肥料,為屋苑內的植物提供充足的養份。

自從在網上看到有關廢物循環再造的影片後,顧媛欣開始關注源頭減廢、垃圾分類:「我食完雪米糍都會思考,這個包裝可不可以用來裝肥皂或者髮夾?會好想用盡所有方法延長它的壽命,而不是馬上扔掉。」實踐這些理念比想像中難,雖然很多生活中產生的廢物都可以被回收,但要找到合適的回收設施、確保廢物被妥善回收並非易事。顧媛欣說,由於希望盡量做到廢物回收、再用,有時會遲疑不想將垃圾扔掉,結果垃圾在家中堆積,但卻很難為它們找到好歸宿,「我本身都覺得有些無助。」

香港現有回收設施的回收量有限,能被有效分類的廢物亦是少數。面對堆填區日漸爆滿的問題,政府最終決定興建採用焚化技術處理都市固體廢物、規模達3000噸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但第一期要到2025年才興建完成。比起送往堆填區,在焚化爐中被「轉廢為能」似乎是未來都市廢物更好的歸宿。但焚化爐到底是否讓近萬噸垃圾轉廢為能的最佳方案?

今年2月,政府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以「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為願景,中期減廢目標為將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逐步減少40%至45%。以2019年人均棄置量為每日1.47公斤計算,減廢45%後約為0.81公斤。然而,翻開資料一看,卻赫然發現早於2013年公布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同樣將減廢目標設定為減少40%至0.8公斤以下;回收率方面,新藍圖的中期目標回收率與舊藍圖一樣為55%。換言之,十年過去,政府為下一個十年訂立的目標卻沒有改變,到底過去十年一系列回收設施及政策,為何原地踏步?現有的轉廢為能方案,又是否能引領香港走向「零廢堆填」?

「轉廢為能四個字好像很動聽、很有意義、很正面,但其實焚化爐不是這麼一回事。」環保團體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說,焚化爐需要大量能源推動,而且香港每日生產的約1萬噸固體廢物中,約三成多為廚餘。由於廚餘的水分較高,燃點亦較高,如果送往焚化爐燃燒,就需要更多能源才可以將水分蒸發,繼而燃燒殆盡。


現在似乎是創業最好的年代,女性在初創領域的成就更加令人鼓舞。然而,企業家的性別差異仍然存在,相對於男性創業者,女性創業者更難籌集資金,甚至仍遭遇偏見。挑戰百花齊放的科技領域的女性,在創業路上又需要克服多少困難?撰文:區倩怡

與10年前相比,現在女性想成功創業似乎變得更容易。據CrunchBase的《十年回顧:女性創業家募資報告》(A Decade in Review: Funding to the Female Founders),2019年由女性打造的獨角獸公司共有21間,創歷年新高;而女性主導的創業公司融資金額由2010年的平均35萬美元升至2019年的平均120萬美元,而男性創辦企業的融資金額則是平均136萬美元。美國Babson College和英國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全球創業觀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報告表示,女性創業率按年增加6.6%,而男性則只有0.7%,反映女性創業已成為全球發展趨勢。

然而,高增長率背後的原因,或許只是低基數造成的結果。即使性別平等在近年日益受到重視,女企業家在創業的征途上,仍然需要為兩性不平等帶來的障礙披荊斬棘、降魔伏妖。根據滙豐私人銀行去年發佈的《She’s the Business》研究報告,發現31%香港女企業家在籌集資金時遭遇性別偏見;多達68%香港女企業家曾在為集資進行企劃推介後被拒絕,比例較全球平均水平高出18%。滙豐環球私人銀行亞太區總監陳秀明表示,籌集資金是女企業家面臨的最大挑戰,「亦是創業路上的第一個重大挑戰。」

事實上,兩性初創企業家在成功融資金額上存在不少差距。《She’s the Business》研究報告指出,女企業家可獲的投資金額平均為目標金額的57%,低於男性的平均61%。另外,香港女企業家平均需要9.7個月才能成功募集資金,是亞洲區內女企業家面對最漫長的集資時間。陳秀明指,由於女企業家較難獲得投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私人資金,香港女企業家平均需要為自己的公司投入超過120萬港元,僅次於中國內地。

「在集資的過程中,不少女企業家都會面對投資者針對家庭狀況和家庭環境的問題,而男性企業家則較少面對同樣狀況。我們希望能為女企業家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女企業家保持創造力,不斷嘗試接觸新的機會。」陳秀明說,為了幫助女創業家建立更有效的融資渠道,滙豐私人銀行與女性會員俱樂部AllBright連續兩年合辦FoundHER峰會,邀請出色的女企業家以及潛在的投資者出席論壇,讓她們分享創業理念和經驗,建立「女力」初創及創投網絡。

而在以男性作為主導的科技工程界中,女企業家的能見度甚至更低。環顧全球最舉足輕重的科技業巨頭,無一不被男性搶盡風頭──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Twitter創辦人多爾西(Jack Dorsey)、Google創辦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等。而且,科技行業內的兩性失衡及歧視更引起廣泛關注,根據Bookings.com 於2017年的研究,近半數非技術職位的科技業女從業員表示,職場中的性別歧視比她們預期中嚴重。而職級越高,性別歧視的問題也越嚴重,多達52%科技業女高級管理層曾在職場遭受性別歧視,比例之高實在不容忽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內的《想要智能化,數碼革命需要變得包容》(To be Smart, the Digital Revolution will Need to be Inclusive)章節亦指出,在大型科技公司中,擔任領導層或技術職位的女性人數仍然不足。對於想在科技業創業的女性而言,需要克服的不止一般創業時會面對的困難,還有在科技業界內部突破性別框架的挑戰。

科技初創企業PAKT創辦人俞佩蘭11年前與家人移居香港,當時他們一家住在服務式公寓,從倫敦帶來的冬裝、滑雪裝備無處可放,只得空出一間房間作儲物室。俞佩蘭開始思考,能否有更好的方法儲存衣物?最好能找到一個長期開著冷氣和抽濕機的地方,但在網上遍尋不果。當時香港興起迷你倉,環境卻相對惡劣。她心想:「我不會將這些昂貴的衣物放進塑膠盒裡。」觀察到市場需要後,決定創辦虛擬衣櫥(virtual wardrobe)平台PAKT。

從英國回港之前,俞佩蘭曾在大型投資銀行工作超過10年,踏入30歲、組織家庭後,面對想成為母親的關口,她意識到銀行的工作無法與照顧家庭並存:「我想成為最好的母親,而這意味著我不可能每周坐飛機出差兩、三次。」於是她辭去工作,全職照顧家庭,子女長大後,她再次踏進職場,在跨國獵頭公司任職高層,然後在2014年創辦PAKT。當時一位從事風險投資的朋友建議她與100個人討論自己創業的想法,將討論內容記下,「可以是客戶、合作夥伴,甚至是競爭對手。」俞佩蘭採納了這個建議,認真地與不同人討論虛擬衣櫥是否可行、有沒有商業價值,她至今仍保留那本寫滿有關創業的討論的筆記本。

PAKT為用戶提供寄存衣物的服務,例如不常穿著的皮草、禮服等,用戶只要填寫想寄存的衣物資料,PAKT便會在預定時間上門收集衣物,為準備入庫的衣物拍照存檔,再送往24小時恆溫、保持攝氏19至21度的冷氣倉庫。如果想提取衣物,用戶可預先預約,翌日便會送到用戶手上。用戶亦可以在平台上分享衣物、交易和捐贈。俞佩蘭表示,目前PAKT有約400名用戶,約7成為女性,不少是年輕的專業人士,但近來男性客戶亦有增加,主要儲存晚裝、滑雪服或西裝等。俞佩蘭提到,目前PAKT的客戶大部份居住在香港島或九龍,而香港面積較小,物流處理方面比其他大城市快速並易於管理。

並非所有創業者都有能力拋下原本的職業全身投入未知的道路,要重新開始總需要把心一橫的勇氣。對俞佩蘭而言更是如此,她在一般人踏進「收成期」的年紀展開了一場全新的冒險,談起公司的成就時神采飛揚。俞佩蘭表示,剛開始創業時曾被質疑是否只當作愛好,但其實她為創業投放了超過100%的精力。她形容性別偏見一直存在,「投資者會質疑女性會否需要分心照顧家庭,但卻從不會以此質疑已婚的男性。」俞佩蘭坦言,PAKT起步時確實比較難集資,當時的女投資者亦比較少,男性投資者對女性創辦的公司較為保守,「他們總會質疑女性能否認真地做一件事。」在創業初期,俞佩蘭需要積極宣傳、尋找投資者,同時透過FoundHer結識了更多來自不同行業的女企業家,互相分享創業心得。在最近完成的Pre-A輪融資中,俞佩蘭觀察到女投資者的數量增加,加上疫情下人們更關注衛生及可持續發展問題,令投資者對PAKT的前景更有信心。


近年,勒索軟件從攻擊家用電腦,擴大到攻擊大型機構和企業,勒索金額也創下新高。美國投資顧問機構Cybersecurity Ventures預測,到2031年,勒索軟件的網絡犯罪攻擊可導致全世界一共損失2650億美元。勒索軟件已進化到會在電腦間「傳染」,企業或個人該如何防範層出不窮的勒索軟件?——撰文 楊括;編輯 鄧詠筠

「非常抱歉,我們收銀櫃出現技術問題,暫時無法開店,網上購物服務亦暫時停止。我們正在努力修復,不便之處,敬請原諒。」陳文樂站在IKEA沙田分店的門前,一字一句地對同行的女友讀出門口告示牌上的內容。

那是在2021年1月21日,一個星期四的中午,陳文樂與女友新婚在即,更即將入住新居。入住前,他們都特地請了一天假,興沖沖地來到沙田的IKEA,希望採購一些家庭用品,但結果等待他們的只有上面的告示。兩人只好去別的地方打發時間,「那時真的很失望。」陳文樂將自己鎩羽而歸的故事娓娓道來,語氣中難掩失落。

這並非事件的結束,一星期後,他在新聞裡看到這則新聞:「牛奶公司遭勒索軟件攻擊,宜家家居疑因此停業」。陳文樂很震驚,因為他很早以前便用電郵登記了IKEA帳戶,且已將該帳戶與自己的Yuu儲分計劃綁定,「我的個人帳戶,尤其是過往的付款資料有否洩露出去? 」他問,「畢竟香港人很重視私隱,尤其是在現在這個什麼都會講大數據的時代。」他強調。

關於這個問題,香港IKEA的母公司牛奶公司發言人當時的解釋是,只有2%伺服器受到影響,包括同日因技術故障而全線分店停業的香港 IKEA。該發言人稱,該公司已即時將系統離線進行調查,並稱未發現有數據外洩。本刊就此事向香港IKEA及牛奶公司查詢,詢問最終有否支付贖金、是否有更換資訊安全系統等問題,均未獲回覆。


新冠疫情已席捲全球,更在近期衍生出Delta等諸多變種病毒,部份地區感染及死亡人數持續攀升,令各地政府及民眾憂心忡忡。疫情之下,檢測成了一門大生意,許多人都急於知道自己有否感染新冠病毒,這亦成了香港本地基因檢測初創公司Prenetics擴展病毒檢測領域的契機。Prenetics行政總裁及聯合創辦人楊聖武將分享他創立Prenetics的前因後果,及該公司未來的發展計劃。撰文:楊括

2014年時,你為何會想創立Prenetics?

我曾創立家具及網購公司,累積了些創業經驗,覺得是時候去探索一些更有趣、能幫到更多人的行業;同時,我也想挑戰自己,去進軍未知的領域,這便是我創立Prenetics的初衷。Prenetics的名字來自於預防(prevention)和遺傳學(genetics)。我自己沒有醫學背景,所以我開始嘗試去和很多人交流這方面的內容,比如學者、醫生,亦閱讀了很多論文,在這個過程中,我受益匪淺。後來我們推出了「Circle」平台,該平台可透過DNA測試為用家提供有關包括癌症等疾病風險、藥物反應、膳食及營養需求及祖源分析等資訊。

聽上去Circle的主要服務內容似與新冠病毒檢測並不相關,你們為何選擇轉向病毒檢測領域?這個擴展過程是否都有困難?

去年3月時,疫情已在全球各地肆虐,病毒檢測也隨之興起。然而我發現,有人會擔心這種情況:當為求心安而前往醫院做檢測時,卻可能遭交叉感染。於是4月時我便與研究團隊在香港推出了Project Screen新冠病毒核酸測試,用家可以寄樣本到我們的公司,我們會幫他們檢測,被檢測者在家安坐也能獲知結果。

投入到病毒檢測服務的過程並不算困難,因我們已擁有強大的檢測設備、基礎設施和科學團隊,並與一些實驗室建立了聯繫,這令我們能快速投入到病毒檢測中 — — 我們在1個月內就在實驗室內建立了負壓室(空氣傳播隔離室),以保護從實驗室技術人員到快遞員的整個團隊免受感染。

你們最近亦推出了快速測試儀器Circle HealthPod,這款產品的檢測準確度如何?檢測結果會受到官方承認嗎?

Circle HealthPod是由我們與牛津大學的學者一起研發的,敏感性(真陽性率)及特異性(真陰性率)分別達96%及99.9%,亦能準確排除及證實樣本是否帶有病毒。這款產品檢測方便,最快20分鐘便能得出檢測結果。我覺得所有人都是潛在用戶,尤其是希望在短時間內獲得檢測結果、防止將病毒傳染給家人的人士。此外,很多企業正在或準備要求員工重回辦公室,他們都會需要檢測病毒的便利工具,這也是我們產品的商機所在。

目前檢測結果還不可以用於出入境用途,因為將旅客身份與檢測結果完全一一對應仍屬困難。我們正與香港政府及其他地方的政府商討,希望將HealthPod運用至各地政府認可的病毒檢測服務中去。

未來你們還有什麼發展計劃?

現在我們的市場是主要在英國和香港,未來亦想將市場擴至東南亞和歐洲其他地方。而HealthPod正是我們現階段的重要產品。我尤其注意到,在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地區,疫情仍然不容樂觀,且變種病毒越發猖獗,我們希望在當地推出HealthPod,去幫助更多人。

在歐洲經濟區,HealthPod已獲體外診斷系統認證(CE-IVD,表示該體外醫療診斷產品(IVD)適用於歐盟法規(98/79/EC),並獲准在歐洲經濟區內售賣)。在美國,Circle HealthPod已展開可用性測試,並準備提交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預計會在今年年底獲得緊急使用授權(EUA)。


虛擬貨幣近來成為市場新寵,歐美一些尋求資產配置多元化的機構投資者更加趨之若鶩,它們在亞洲亦受到注目。究竟這些新型資產前景如何?全球最大信託之一的北美信託港澳台地區董事總經理Caroline Higgins接受了《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的訪問,談談投資者對虛擬貨幣等新型資產的態度轉變撰文:楊括

5月時,香港政府決定力推虛擬資產服務供應商發牌制度,並擬規定虛擬資產交易所只可向專業投資者提供服務。據你估計,在虛擬貨幣等新型資產管理及監管方面,香港市場未來還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總括而言,香港市場是一個成熟的市場。但在新興資產的管理與監管領域,香港尚處於起步階段,所以當局和監管機構會更嚴格地審視市場上興起的新型資產(如虛擬貨幣),我們未來可能會看到更多與這些資產相關的監管措施和標準。

我們亦有理由相信,監管將重點圍繞投資者,且未來關於這些新型資產的交易費用可能會變低、透明度亦會變高,投資者在交易過程中亦會得到更多保護。投資經理亦需仔細研究市場及監管措施的變化,並據此為投資者提供合適的投資建議。

新型資產中,虛擬資產興起的確值得關注。你們的客戶對虛擬資產取態如何?他們是否都開始關注及投資這個領域?

的確,我們見到一些客戶的目光由傳統資產(喜愛投資股票)擴展至數碼資產等新型資產,雖然投資的金額並不算大,但也顯示出他們對這個領域感興趣,實際上亞洲在這方面尚處於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以北美信託為例,去年底我們已與渣打創投合作發布機構級加密數碼貨幣託管解決方案Zodia Custody,希望為機構投資者提供虛擬貨幣有關的服務;而在私募股權領域,我們2019年時亦與位於新加坡的債券交易所BondEvalue合作,以區塊鏈技術為固定收益債券的權益(fractional ownership),提供綜合資產服務和數碼解決方案,今次合作會應用分布式分類帳技術(DLT),可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流動性。我們亦相信,數碼資產及貨幣會成為整個社會及各行各業數碼化的目標。

縱觀香港及亞太其他地區,許多企業都加大在ESG(環境、社會與企業管治)層面的努力,改善經營之餘,增強投資者信心。據你觀察,投資者和資產管理者是否對企業ESG的情況更為關注?

是的,我們最近一項針對300間全球資產管理公司的調查中發現,有66%的公司表示,ESG相關內容已成為他們審視企業情況的重要數據來源。事實上,幾乎所有資產管理者都在談論ESG。但ESG本身對資產管理者而言也是挑戰,企業都會宣稱自己在ESG方面付出很多,但若需向投資者說明一間公司的ESG情況,資產管理者使用現有分析工具得出的分析結果可能未必會令客戶信服。

這種情況下,我們相信對企業ESG情況的研究,亦會推動資產管理領域數據科學的應用。當資產經理人發現自己現有數據分析工具得出的結果並不能令客戶滿意,他們便會推動公司內,甚至業界營運模式的數碼化,從而更高效率地得出分析報告和結果,亦更能令投資者滿意。

近來中概股風波迭起,有外國投資人指當地政策風險較大,投資者需謹慎行事。你們如何看待目前中國市場上的政策風險?這種風險會影響國際基金經理配置中國資產的態度和手法嗎?

在中國配置資產依然是我們很多客戶的投資策略。在香港,我們更關注港股通、債券通等香港與中國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的機制,我們亦持續見到更多投資者(尤其是那些可能並非身處香港的外國投資者和基金經理人)透過這些香港的管道進入中國投資。此外,中國本身擴大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規模等舉動也發揮了吸引境外資金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化及電子產品的廣泛使用,民眾的護眼意識不斷提高,據醫療數據公司Evaluate預計,全球眼科醫療器械領域市場規模到2022年將達到354億美元。撰文:楊括

2019年時,你為何選擇創立極目生物?

我曾在諾華製藥(Novartis)等跨國藥企任職,當時我參與了很多關於眼科新藥的研究,我發現視力提升對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及國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都很有幫助。若我們能根治一種眼科疾病,會為眼科業界乃至人類帶來深遠的影響。可惜的是,大中華地區在眼科醫藥上仍較落後,很多公司還是將資源主要投放在一些仿製藥、生物類似藥的生產及研發上。我們需要創新、需要把國際上更好的產品與技術帶到大中華地區,這便是我創辦極目生物的理由。

你覺得投資者對眼科創新醫藥等生物科技的投資興趣如何?

2018年前眼科還較少受到矚目,當時亞洲、大中華地區仍是比較關注腫瘤。甚至出現了幾百間公司都以治癒腫瘤為研發目標的現象,得到的回報很低,甚至引起了資源上的內耗。其後各大機構意識到要把資源投放到一些細分領域中,這時眼科便脫穎而出。眼部的疾病越趨常見,中產階層亦更願意在眼部保養、治療方面投入更多資源。投資者發現,原來眼科方面也潛藏著大量商機。

此外,2018年初,諾華向Spark收購了創新基因療法Luxturna,該療法有望治療遺傳性視網膜營養不良(Hereditary Retinal Dystrophies),也是全球第一個獲批的眼科基因療法。這是相當轟動的新聞,吸引了外部市場對眼科的關注。

極目生物今年3月曾獲B輪超過1億美元融資,稱將繼續支持公司產品管線的臨床註冊、商業化準備,這方面進展如何?

目前我們已公布六款產品,其中ARVN001(其中一款藥物名)有望最早實現臨床試驗與上市。這是全世界第一款脈絡膜上腔注射產品,能治療可嚴重損害視力的葡萄膜炎性黃斑水腫。這項技術能把藥物鎖在腔室中,增強藥物效力,並避免藥物擴散到眼球的其他地方,從而防止眼壓升高、白內障等副作用出現。目前這款藥物在美國已完成三期臨床試驗,已經申報新藥上市申請(NDA),預計今年年內便可獲批,在中國則有望於明年年初進入臨床三期試驗階段。未來我們將持續引進產品,也會開展一些商業化活動,如我們已開始在香港籌備自家銷售團隊,也已準備進軍東南亞市場。

你們目前的模式是引進藥物臨床試驗及自主研發雙管齊下,可否介紹自主研發方面的進展?

目前科技發展更迅速,我希望我們的產品在未來三至五年內便可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並透過一些臨床方面的設計盡量縮短研發時間,希望整個周期不會超過十年 — — 甚至在七年內便可將我們自主研發的產品帶到市場上。

你認為香港本地生物科技發展的現況如何?

本地在人才和技術方面仍需追趕。其實我們不是沒有技術,而是缺乏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工業產品的能力。我自己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時候學界會從較學術的角度看待研究成果,而不是將其工業化、變成產品。此外,商界和大學教授接觸的機會其實不多,就更不要說將成果轉化了。

人才方面,從前較少人關注要培養生物科技領域的人才,但最近我發覺香港越來越多人關注這個領域,譬如三年前成立的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他們的一些人才培育計劃,可吸引更多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並利用本地人才實現在地化發展,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


新冠疫情一度對保險需求帶來重大衝擊,保險業除了要因應經濟環境變化作業務轉型之外,亦須關注可持續發展這個熱門議題。蘇黎世保險(香港)行政總裁許金桂接受《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訪問,分享可持續性在保險業的重要角色,以及集團在保險業務方面的發展方向。──區倩怡

蘇黎世保險與其他7間保險公司早前宣布組成零碳排放保險業聯盟,保險業可以如何推動可持續性,而這對保險公司有何重要性?
保險業主要有兩個業務範疇,第一是核保,第二是賠償。在核保方面,我們會仔細審核客戶在可持續性方面的表現,如果投保人超過三成的收入來自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煤炭、頁岩油等,就會拒絕其投保申請。另外,我們希望在2025年之前,減少投資組合內25%的碳排放,並在2030年之前將全集團的碳排放減低70%。所以現在監管機構推動可持續發展對我們而言是好事,否則即使想投資都會沒有公司可以投資。而在賠償方面,如果客戶在產品上有任何損失,我們都會盡量賠償一些能源效益較高的器材,希望儘量對環境好一點。

疫情對市民的精神健康造成極大壓力,去年香港「精神健康月」籌委會研究小組公布「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現市民的精神健康指數平均分只有45分,近6成人精神健康不合格。對蘇黎世保險而言,推動精神健康教育與企業可持續發展有何關係?
保險業是以人為本的行業,我們認為,除了環境要可持續,人也要可持續,所以我們一直非常關注心理健康和精神壓力的問題。香港人生活一向緊張,疫情更增加市民在子女、教育、金錢方面的壓力,而這也會影響市民在工作方面的生產力。如果大家能有良好的精神健康,對整個社會的可持續性都有好處,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一些社區項目推動精神健康教育。適逢香港蘇黎世保險60週年,上月我們與由心理學系教授和臨床心理學家共同創辦的社企「說書人StoryTaler」合作,設立電話亭主題的「Think.傾 Good」活動裝置,參與者可以進入高私隱度的分享空間,與我們公司的義工團隊和學生義工分享一些值得感恩的人和事。活動最終有超過1100人參加,希望能推廣正向心理,提醒大家在逆境下擁抱生命。

疫情對保險銷售有一定影響,有否觀察到業績分布和市場需求有所改變?
最大影響是旅遊保險,我們一直是旅遊保險方面很大的持份者,但現在旅遊保險和旅遊業一樣完全停滯。另外,疫情也令內地顧客無法來港買保險,保險業監管局的數據顯示去年內地訪客的新造保單保費大跌84.3%,但對我們而言,由於內地客只佔20%,所以影響相對較少。撇除這些因素,今年上半年我們的一般保險業務升幅都比較理想,不計旅遊保的話按年有雙位數字升幅,財產險、責任險和汽車險投保均飆升。在產品發行方面,我們正研究推出加入新冠保障的旅遊保險,以及針對來往大灣區客戶的保險產品。人壽保險方面,我們新成立了在香港註冊的人壽保險公司,推出的投資相連壽險在市場反應亦不俗。

疫情推動各行各業數碼化,保險業可以如何適應這個新潮流?
客戶對非人投保渠道的接受度大大提升,部份計劃內容簡單、核保內容比較容易的產品,例如家居保險、意外保險等的直接網上銷售按年升32%,因此我們都著重員工的技能升級和技能再造,希望能協助他們適應新的工作模式。但在保險售後服務方面,許多客戶仍然希望有人性化的支持,因為有時聊天機械人未必能解決客戶的問題。所以我們都會考慮人性化因素,仍會有人直接為顧客提供支援,甚至跑去見需要幫助的人,而非一面倒推動科技轉型。

《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編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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